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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重释与新建 ——兼评MEGA2第一部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版
    2019年07月10日 08:23 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第9期 作者:侯才 字号

    湖南快乐十分计划app www.aoejz.com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对2017年底出版的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评析,对该章的主要作者、主要论战对象和主题、文本构成以及结构和排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考证、辨析和重释,通过确认由恩格斯所标注的文稿印张数码编序,提出了以文稿印张编序为原则来进行文本重建的新方案。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自《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不同版本相继问世以来,这部经典文本愈益成为国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由于相关文稿遗存的历史问题较多且难以解决,因此在对文稿的理解及编辑方面出现了分歧。本文结合对2017年底出版的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评析,对该章的主要作者、主要论战对象和主题、文本构成以及结构和排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考证、辨析和重释,通过确认由恩格斯所标注的文稿印张数码编序,提出了以文稿印张编序为原则来进行文本重建的新方案。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 “费尔巴哈”章/ MEGA2,I/ 5/ 重释与新建/

        作者简介:侯才,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一部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特别是该书第一卷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内容颇为丰富,在一定意义上浓缩和体现了全书的精华。自该章的俄文版于1924年问世以来,特别是1972年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该章的试行版问世以来,由于有关文稿遗存问题较多且难以解决,导致在对文稿的理解及编辑方面歧见纷呈,从而产生了各具特色的编排方案和版本。然而,2004年以2003年《马克思恩格斯年鉴》形式发表的MEGA2《形态》第一卷第一、二章先行版(以下简称:先行版),虽然在某些方面推进了既有研究,但在对文本的理解和编辑方面仍存在诸多失误和误判,导致了对文本原始结构的遮蔽和背离。2017年,国际学界期盼已久的MEGA2第一部第5卷即《形态》正式版(MEGA2,I/5;以下简称:正式版)终于面世,从而为手稿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和重要契机。但是,由于受其先行版的影响,该正式版仍然存有某些明显的不足甚至是重大的缺陷。鉴于此,本文拟就《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主要作者、主要论战对象和主题、文本构成以及结构和编序等重要问题进行必要的考证、澄清和辨析,并藉此就这些问题、特别是文本的编排提出笔者自己的意见。

      一、关于“费尔巴哈”章的主要作者

      关于《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主要作者和写作分工问题,尽管迄今大多数研究者意见较为一致,但实际上仍有待确证和澄清。由于该章涉及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的系统论证和阐释,所以这种确证和澄清也就显得更加必要和重要。

      众所周知,古斯塔夫·迈耶(Gustav Mayer)、梁赞诺夫和西格弗里德·巴纳(Siegfried Bahne)等人都主张马克思是该章的主要作者。至于遗留下来的手稿大部分是恩格斯的手迹,迈耶率先提出了恩格斯同时承担了文稿的“誊写”工作以及记录“事先商量过的某种成熟的想法”(Mayer,S.226)这一设想。梁赞诺夫也认为,手稿可能是由恩格斯记录马克思口述内容的结果。二者的猜测特别是迈耶的设想得到了巴纳的肯定,同时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较为广泛的认可。

      但是,与该主张相反,广松涉在研究青年恩格斯思想的专文中,却断然否定了上述三者的推断。他不仅认为该章的原创者是恩格斯,甚至还得出恩格斯在“合奏的初期”“拉响第一小提琴”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广松涉编著,第358、366页)的结论。对于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广松涉的这种主张是荒谬的。然而,先行版的编辑者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却对此采取了一种甚为含糊和折中的立场。她认为“从科学的编辑出版的角度来说,能得到完全的保证”的结论,是“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同等地位的作者”。(陶伯特编,第127页)这种“同等地位说”如果仅仅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享有作者的资格,那么显然没有多大意义;如果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彼此担负了完全对等的写作任务或在写作中扮演了完全对等的角色,没有主次之分,那么又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后来,正式版的编辑者对陶伯特所持的立场有所修正,认为“与恩格斯相比,马克思赋予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批判以更重大的意义并且起草了较大的部分”。(MEGA2,I/5,S.749)但是,这一判定是针对第一卷整体而言的,并非专门针对“费尔巴哈”章;而且,这种修正也未免过于笼统和抽象,因为编辑者并没有给出更多的具体论证和证据。

      对于广松涉的具有明显重大失误的判定,笔者在此无意从理论上辩驳,只想枚举几则有助于说明马克思是该章的原创者或主要作者的文献学资料。

      首先是马克思于1846年8月1日致卡·威·列斯凯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在详细陈述自己对该书的出版意见时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著作第一卷(指《形态》第一卷——引者注)快要完成的手稿在这里已经放了很长时间,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我是不会把它付印的。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在六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把他在六个月以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4页)

      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完全以个人著作的口吻来谈论《形态》第一卷,把它说成是自己个人的著作。在该信中,马克思还表示,如果该书能够出版,他将于本年度(1846年)11月以前把这部分文稿再修改一遍,以便以更理想的形态付印。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包括“费尔巴哈”章在内的《形态》第一卷从内容到文字的最后表述实际上均由马克思全权负责。

      与此相类似,马克思在1847年12月9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也完全是以个人著作的口吻来谈论《形态》手稿的:

      我的德文手稿(指《形态》手稿——引者注)没有全部印出来。已印出来的那部分,只是为了能够问世,我答应不拿报酬。(同上,第497页)

      此外,还有恩格斯的两封信(其中有一封被格·亚·巴加图利亚[G.A.Bagaturija]列入他主编的《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附录”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证明马克思是该章的主要作者。这就是恩格斯于1846年8月19日和10月18日致马克思的信。

      1846年8月15日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抵达巴黎,向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工人成员进行宣传工作,并组织通讯委员会。当月19日,恩格斯在有机会先于马克思阅读到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一文(该文于1846年春发表在《模仿者》[Die Epigonen]杂志上)后,立即致信马克思:

      我浏览了一遍费尔巴哈发表在《模仿者》上的《宗教的本质》。这篇东西,除了有几处写得不错外,完全是老一套。一开头,当他还只限于谈论自然宗教时,还不得不较多地以经验主义为基础,但是接下去便混乱了。又全是本质呀,人呀,等等。我要仔细地读一遍,如果其中一些重要的段落有意思,我就尽快把它摘录给你,使你能够用在有关费尔巴哈的地方(指《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引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87-388页)

      很快,恩格斯就完成了自己承诺的工作。1846年10月18日,他将该书的摘录以及附有自己一些相关看法的信件寄给了马克思。在信中,恩格斯摘录了该书的七处文字,同时,为了便于马克思引用,均一一标注出具体的出处即引文页码。此外,他还建议马克思:

      如果你对这个家伙还有兴趣,可以设法直接或间接地从基斯林格那里搞到他的全集的第一卷,在这一卷里费尔巴哈还写了一篇序言之类的东西……我见过一些片断,在那里费尔巴哈谈到“头脑里的恶”和“胃里的恶”,仿佛是要为自己不研究现实作无力的辩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7页)

      恩格斯这两封信所透露的信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写作主要是由马克思来负责和承担的。因为如果它主要是由恩格斯负责和承担的话,那么恩格斯就没有必要专门花费精力去摘录《宗教的本质》,并将它作为参考资料提供给马克思,而完全可以直接运用所发现的资料亲自从事写作,正像他独立完成由自己主要负责和承担的《形态》第二卷“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撰写任务那样。

      结合上述有关情况,或许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尽管在撰写《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互相交织、密不可分,但大体上仍有较为明确的分工,包括“费尔巴哈”章在内的该书第一卷无疑主要是由马克思来负责的。而就全书的总体设计和编辑工作而言,它的全权负责者仍然是马克思,这可以从马克思于1846年8月1日致卡·威·列斯凯的信中得到印证。因为他在该信中明确表示:《形态》是“我编辑的和恩格斯等人合写的著作”。(同上,第473页)

      二、关于“费尔巴哈”章及第一卷的主要论战对象和主题

      究竟何为包括“费尔巴哈”章在内的《形态》第一卷的写作初始动因、主要论战对象和主题?巴加图利亚较早提出,载有布鲁诺·鲍威尔《评路德维?!し讯凸芬晃牡摹段傻录究返?卷的出版以及同鲍威尔继续论战的需要,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形态》的直接动因。巴加图利亚称: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第一章的直接理由是路·费尔巴哈发表了《就〈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的文章(《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2卷),尤其是布·鲍威尔发表了《评路德维?!し讯凸返奈恼乱约奥蟆な┑倌煞⒈砹恕妒┑倌傻钠缆壅摺返奈恼?《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卷)?!段傻录究?845年第3卷在10月16-18日期间出版,于11月1日前后在图书市场上出现。(巴加图利亚主编,序言,第7页)

      在其编辑的先行版中,陶伯特对巴加图利亚的观点表示赞同。并且,她据此将包括“费尔巴哈”章在内的第一卷的主题或所谓“原始论题”明确概括为“与布鲁诺·鲍威尔的论战”(陶伯特编,第162页),并以马克思于1845年11月20日撰写的反驳鲍威尔《评路德维?!し讯凸芬晃牡奈母寮础洞鸩悸撑怠け?,作为《形态》第一卷第一、二章先行版的开篇。

      正式版的编辑者意识到了陶伯特关于第一卷主要论战对象和论战主题的判断有偏颇和失误,确认“应该是施蒂纳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战以及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心”。(Hubmann,S.41)然而,该编辑者却未能将这一理念彻底贯彻到文本的编辑和阐释中,反而在附卷的“导言”中依然沿袭了先行版关于《维干德季刊》第3卷的出版以及同鲍威尔继续论战的需要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形态》的最初动因这一说法(cf.MEGA2,I/5,S.737-740),并且将“大束文稿”的第一部分即马克思所标注的第1-29页这一片段(“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片段)视为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撰写的《形态》的文稿。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形态》的初始和主要动因是为了回应和批判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以下简称《唯一者》),而《形态》第一卷的所谓“原始论题”即主题也是与施蒂纳的论战或对施蒂纳的批判?!段ㄒ徽摺酚?844年10月底在莱比锡出版,比《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卷的出版时间整整早了一年。在该书中,施蒂纳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费尔巴哈、鲍威尔和赫斯乃至马克思,尤其是指向费尔巴哈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和《未来哲学原理》,并率先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了具有实质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批判。确切来说,施蒂纳基于他的核心概念“自我”即对“现实的个人”的理解,表达了这样一个核心思想:虽然费尔巴哈对基督教进行了批判,将基督教的上帝或神还原为人,宣称“人的本质是人的最高本质”,但是由于这一人的“最高本质”还是一种与现实的个人即“自我”无关的抽象的“纯粹的精神性”,所以费尔巴哈的工作丝毫也未触及和损害宗教的核心,只不过是将上帝或神从天国移到人间、从彼岸拉回此岸而已,他所给予人们的解放完全是神学意义上的解放。不仅如此,施蒂纳在批判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些重要主张的同时,还径直批评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所表述的人应该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wirkliches Gattungswesen)”的观点,并且以注释的形式直接点了马克思的名字。(cf.Stirner,S.192)仅上述这两点就足以想见《唯一者》给马克思、恩格斯带来的震撼和冲击力。鉴于此,笔者以为,正是因为《唯一者》的问世,才给予马克思彻底摆脱费尔巴哈、并与他彻底划清思想界限的直接推动力。也正是因为《唯一者》的问世,才迫使马克思不得不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束之高阁,因为其中虽然已经内含对费尔巴哈哲学批判的某些要点,但这种批判仍处于潜在的萌芽形式中,还尚未发展成为一种鲜明的和彻底的批判形式。

      因此,《唯一者》一经出版,就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极大关注。恩格斯当时从奥托·维干德(Otto Wigand)那里获得该书的校样,匆匆阅读后就立即写信向马克思推荐该书(1844年11月19日)。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信中所写的如下感言和判断:

      施蒂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为依据,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东西是重要的,例如,比赫斯所认为的还重要。我们不应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而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笔┑倌赊鹌朔讯凸摹叭恕?,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13页)

      马克思接到恩格斯的信后,很可能在1844年11月底以前,就认真通读和研究了施蒂纳的这部著作,并随即答应为亨利?!げ魇┨?Heinrich Brnstein)主持的《前进!》杂志撰写批判施蒂纳的文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5页;Marx-Engels-Jahrbuch 3,S.299-300)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复信给恩格斯,明确阐述了他对施蒂纳著作的基本看法(与恩格斯的看法有所不同)。尽管这封重要的复信没有保留下来,但从恩格斯在1845年1月20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观点不仅获得了恩格斯的“完全同意”,而且也说服了赫斯,得到了赫斯的肯定和认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6页;Hess,S.105)有理由认为,马克思在准备给伯恩施太因的文章以及致恩格斯关于评论施蒂纳著作的复信中,实际上已经制定和提出了后来在《形态》第一卷第三章得以展开的批判施蒂纳的基本要点。

      马克思本人对施蒂纳的《唯一者》何等重视,可以从下述事实中看出:他不仅承担了批判该书的主要任务(cf.MEGA,III/1,S.533),而且几乎是对它进行逐章逐节的批判,遗留下来的德文手稿总计近430页(cf.MEGA2,1/5,S.1046;Taubert,S.36),占《形态》全书书稿650页的近70%,文字量甚至超过了《唯一者》??悸堑铰砜怂妓曜⒌牡谝痪淼谝徽碌?0-35页和第36-72页这两个片段也是从批判《唯一者》的文稿中抽取出来的(参见陶伯特编,第127、128页),应该可以说,《形态》第一卷的基本部分和主要内容就是对施蒂纳哲学的批判。据此我们有理由断定:对《唯一者》的批判才是《形态》第一卷真正的“原始论题”和主题,而并非陶伯特等人所说的同鲍威尔的论战;而对《唯一者》批判的手稿即我们今天所见的《III.圣麦克斯》部分实际上就是《形态》第一卷的初始形态。1845年11月《维干德季刊》第3卷问世后,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此手稿为基础构思和形成了新的写作计划,并最终将《形态》第一卷划分和扩展成《I.费尔巴哈》《II.圣布鲁诺》和《III.圣麦克斯》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回忆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和判断。根据她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写作《形态》这部著作,也主要是因为《唯一者》的出版给予了他们外部推动。(cf.J.Marx,S.206)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形态》的首要动机是《唯一者》的出版以及对其批判的需要,而非源于鲍威尔《评路德维?!し讯凸返淖饔煤陀跋?。后者固然对《形态》的写作产生了某种直接作用和影响,然而这是后来才发生的,并不能构成《形态》写作的最初和主要动因。巴加图利亚片面强调《评路德维?!し讯凸返淖饔?,陶伯特在先行版中有意识地将《形态》的“原始论题”“降格为与布鲁诺·鲍威尔的论战”(陶伯特编,第162页),以及郑文吉有关《形态》原本可能只是对《神圣家族》之批判的回应或再批判的推测,如此等等类似的观点和主张,显然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境,是一种带有很大主观色彩的臆断。这些臆断在客观上曲解了《形态》第一卷的主题和主线。不仅如此,它们还贬低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施蒂纳哲学的意义。实际上,二者批判施蒂纳哲学的意义显然不仅限于这一批判本身。由于施蒂纳哲学已然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和某种超越,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批判必然内含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或者说以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为前提,因而是对费尔巴哈哲学和施蒂纳哲学的双重批判和扬弃。

      与《形态》第一卷的主要论战对象和主题相关联的,是该卷开始写作的时间,对此既有研究说法不一。迈耶、弗拉基米尔·阿多拉茨基(V.Adoratskij)、贝尔·安德烈亚斯(Bert Andreas)认为是1845年9月。(cf.Andreas,S.139)而巴加图利亚则根据载有《评路德维?!し讯凸返摹段傻录究返?卷的出版时间是1845年10月16-18日,认定《形态》第一卷开始写作的时间是1845年11月,对此陶伯特在其编辑的先行版中也表示赞同。正式版则将写作时间定在1845年10月中旬(cf.MEGA2,I/5,S.773-774),即与《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卷出版的时间相一致。

      然而,如果确认对《唯一者》的回应和批判而非同鲍威尔的继续论战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形态》的最初和主要动因,那么,将《形态》第一卷开始写作的时间确定为《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卷出版或发行的时间,即1845年10月或11月,就十分令人生疑了。这是因为,《唯一者》一年前就已经出版了,而马克思在1844年11月就已经产生了批判施蒂纳的最初冲动并且形成了有关的基本观点和构思。我们有理由认为,《形态》的撰写应该首先是从该书第一卷第三章即对《唯一者》的批判开始的,而开始写作的时间按照燕妮的回忆最晚也应该是在1845年夏(cf.J.Marx,S.206;广松涉编著,第344页),而绝不会拖至1845年10月甚至11月。至于这种批判的酝酿和相关准备工作则应该追溯到1844年底。①

      根据恩格斯本人晚年的有关回忆,《形态》文稿写作的时间也是第一卷第三章即对《唯一者》的批判在先,然后才是第一卷第一、二章即对费尔巴哈和鲍威尔的批判,最后是第二卷即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2) 施蒂纳 1845/1846 摩尔&我

      3) 费尔巴哈&鲍威尔,1846/1847 M.(摩尔,即马克思——引者注)&我

      13)真正的社会主义1847,摩尔&我

      (cf.Taubert,S.35)

      陶伯特在先行版中强调《III.圣麦克斯》部分也涉及了1845年10月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3卷中施蒂纳的《施蒂纳的评论者》这篇文章,特别是其中包含专门批判该文的《2.辩护性的评注》这一小节。(参见陶伯特编,第127页)据此,她论证《III.圣麦克斯》部分如同《I.费尔巴哈》和《II.圣布鲁诺》部分一样,也是1845年10月《维干德季刊》第3卷出版以后才开始撰写的。笔者认为,《Ⅲ.圣麦克斯》中涉及《施蒂纳的评论者》的文字以及《2.辩护性的评注》,实际上均应是马克思在1846年3、4月间为出版社准备《形态》全书的付印稿而重新修订既有手稿时补充和追加上去的。

      三、关于“费尔巴哈”章的文本构成

      就《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正文而论,陶伯特主持编辑的先行版与以往版本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新增了两篇文本,即马克思在《社会明镜》1846年1月第2卷第7期刊载的短评《答布鲁诺·鲍威尔》和另一篇被编辑者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共同作者的《费尔巴哈》。

      正式版将马克思的短评《答布鲁诺·鲍威尔》排除在《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正文文本之外,同时却在确定恩格斯是《费尔巴哈》篇的作者的情况下,依然将其保留在正文文本之内。(cf.MEGA2,I/5,S.124-128,964)

      在笔者看来,将《答布鲁诺·鲍威尔》排除在《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的正文文本之外是合理的,亦有充分的根据。然而,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列入《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正文则无论如何是难以成立的。

      《答布鲁诺·鲍威尔》发表时稿件标注的日期是1845年11月20日,而刊载《评路德维?!し讯凸返摹段傻录究返?卷是在1845年10月中旬出版的。从时间上看,《答布鲁诺·鲍威尔》是在马克思阅读《评路德维?!し讯凸泛笏婕葱聪碌?,是对鲍威尔文章的一种即时回应。马克思之所以及时回应鲍威尔的批判文章,主要是因为后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的反批评完全以《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一名匿名作者(据正式版编辑者考证,该匿名作者可能是赫曼·克里格[Hermann Kriege];cf.MEGA2,I/5,S.738)对《神圣家族》的歪曲描述和混乱评论为根据,而非以《神圣家族》原著为根据(据此有理由推测,此时鲍威尔可能还未见到和直接阅读《神圣家族》)。这样一来,当然势必严重曲解或误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原意。因此,《答布鲁诺·鲍威尔》的主旨和目的实际上只是申明一点:这位匿名作者对于《神圣家族》的论点作了“完全歪曲的、荒唐可笑的、纯粹臆想的概括”以及“平庸而混乱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6、364页),并不能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观点。除此之外,该文并不涉及对鲍威尔文章的论点乃至一般思想的批判。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答布鲁诺·鲍威尔》所表达的上述申明及其基本内容尔后已经被纳入《形态》第一卷正文《II.圣布鲁诺》的第3节《圣布鲁诺反对“神圣家族”的作者》之中。在该节中,马克思首先回应和批驳了鲍威尔关于《神圣家族》作者以费尔巴哈哲学为前提并持“真正的人道主义”立场的指责。尔后,马克思就重述和发挥了《答布鲁诺·鲍威尔》已表述过的申明,即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评论《神圣家族》的匿名作者对该书的观点作了完全歪曲和主观的报道,而鲍威尔在未能核对原著的情况下却完全以匿名作者的评论为根据。马克思特别指出这一事实:鲍威尔文章的“所有的引文都是摘自‘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匿名评论文章——引者注)上所引用的话,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引文是引自原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9-110页)

      综上可见,《答布鲁诺·鲍威尔》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明显的即时性,其写作和发表均系单纯出于澄清事实的需要。而且,它的主要内容已被纳入和包含在《形态》第一卷正文之中。因此,无论在马克思的编辑构思中还是在他和恩格斯交付出版社的付印稿中,该文显然都不可能作为《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正文出现。

      这样,正式版将《答布鲁诺·鲍威尔》排除在《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正文文本之外,无疑是对先行版的一项重要纠正和改进。

      关于被陶伯特列入先行版第一卷“费尔巴哈”章正文的另一篇文本《费尔巴哈》,巴加图利亚判定其性质为札记,作者是恩格斯,写于1845年秋,他认为“恩格斯的这些札记显然是为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三章而作”。(巴加图利亚主编,第77页、第100页注34)陶伯特则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标为该文的共同作者,断定“此手稿是为了草稿(指第一卷‘费尔巴哈’章手稿——引者注)的修订而成的”,从而推断“此手稿是在以布鲁诺·鲍威尔的《评路德维?!し讯凸肺韵蟮穆畚氖指?即‘大束手稿’的第28和29页——引者注)写下之后才产生的”。(陶伯特编,第148页)

      笔者认为,该短篇手稿系出于恩格斯之手,应是他为马克思写作第一卷“费尔巴哈”章而提供的资料稿或素材稿,写作时间应在内容上与其相雷同的、马克思所标注的“大束手稿”的第28和29页手稿完成之前,而非完成之后。也就是说,该短篇手稿既非如巴加图利亚所言,“是为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三章而作”,更非如陶伯特所断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其共同作者,以及是为了第一卷“费尔巴哈”章手稿的修订而写,写于“大束手稿”成形之后。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其一,在体例上,《费尔巴哈》具有纯读书摘要的性质。该手稿由六个片断组成,用英文字母(a)(b)(c)(d)(e)(f)依次明确标出它们的顺序。在六个片断中,有目的地选择和摘抄了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一文的五段文字,然后主要结合和围绕这些摘录下来的段落附以最必要的说明和评论。因此,完全有理由将这份文稿的标题命名为《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一文摘要》。

      其二,在内容上,如果细心比较就可以发现,“大束手稿”中的第28和29页手稿明显是在利用、借鉴和吸收《费尔巴哈》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后者的吸纳、深化和发挥。也就是说,在写作时间上,是这篇短篇手稿在前、“大束手稿”的第28和29页手稿在后,而不是相反?!斗讯凸妨銎系闹魈饪梢苑直鸶爬ㄎ?a)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总体评价;(b)费尔巴哈对“交往”的理解;(c)费尔巴哈对新时代哲学任务的规定;(d)费尔巴哈对天主教与新教的区别的论述;(e)费尔巴哈对存在与本质的关系的理解;(f)费尔巴哈对时间的理解。这些大致构成了《费尔巴哈》这篇手稿的全部内容。将这些内容与“大束手稿”的第28和29页手稿相对照,可以看出,后者虽然只选用了《费尔巴哈》提供的(b)和(e)这两个片断,却抓住了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关键。

      更为重要的是,“大束手稿”的第28和29页手稿对《费尔巴哈》(b)(e)两个片断中的评论进行了明显的修订、完善和发挥,特别是深化了其思想蕴含。比如,《费尔巴哈》(b)只限于指出:费尔巴哈将对人们之间彼此需要以及交往的研究作为其哲学全部成果的体现,并且赋予其一种自然的和神秘的形式。而“大束手稿”的第28页在确认“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而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8-549页)的同时,还进一步将问题提升到这样的高度: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他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同上,第549页)这一论断,与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表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命题可谓完全吻合。又比如,《费尔巴哈》(e)在摘录了费尔巴哈关于存在与本质的论述之后,仅是指出这是“对现存事物的绝妙的赞扬”。而“大束手稿”的第28和29页手稿则将费尔巴哈关于存在与本质的关系的论述作为费尔巴哈“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理解存在的东西”的一个典型案例来剖析。并且,“大束手稿”的第28和29页手稿不仅就此对费尔巴哈展开批判,而且还将这种批判扩及鲍威尔和施蒂纳?;褂?,就举例而言,“大束手稿”的第28和29页手稿也没有采用《费尔巴哈》(e)所枚举的关于矿井守门人和纺织接线工的例子,而是直接采用费尔巴哈所使用的鱼和水的关系这一更为贴切和直白的事例来阐释和说明。如此等等。

      其三,在文稿风格上,《费尔巴哈》与恩格斯的文风极为吻合。特别是如果将《费尔巴哈》与前面引述过的恩格斯1846年10月8日致马克思信中所附的关于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的摘要及评论相对照,可以看出某种惊人的类似。值得注意的是《费尔巴哈》(e)片断开始的一句话:“《未来哲学》一开头就表明我们(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引者注)同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之间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1页)这句话不仅体现了恩格斯的口吻,而且表明,《费尔巴哈》只是供恩格斯和马克思二人之间传阅的一份文稿。

      总之,上述各方面的情况均表明,《费尔巴哈》应是恩格斯为马克思写作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特别是其中的“大束手稿”部分而提供的资料稿或素材稿,写作时间应在“大束手稿”第28和29页草稿完成之前。如此说来,它显然不可能构成《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正文。

      正式版完全肯定和沿袭先行版的做法,仍然将恩格斯为马克思提供的这篇《费尔巴哈》素材稿列入《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正文文本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四、关于“费尔巴哈”章的文本结构和排序

      先行版的一个所谓重大创新之处,是一反以往按照各文本之间的内在逻辑来进行文本编序的传统做法,首次采取了所谓按照写作时间即完稿时间来进行文稿排序和编辑的原则。而采用这一原则的前提则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形态》第一卷并不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而只是为某种期刊(季刊)而准备的文章的汇集。陶伯特强调,“为了正确地对待手稿流传下来的状况,我们将流传下来的7份手稿……作为独立的文稿进行编辑?!薄罢庵徊还迪至艘桓鲅罢也⒄业搅说娜驴恕?。(陶伯特编,第13、4页)

      正式版的编辑者对陶伯特的这一判定给予了完全肯定,认为其在《形态》编辑史上具有开创性:“由英格·陶伯特负责的《年鉴》在编辑这一版本时有了开创性做法,即把手稿按时间顺序编成独立的文稿。这样一来,首先摒弃了关于著作的虚幻观念?!?Hubmann,S.40)与此同时,正式版的编辑者还对此予以特别发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被考虑作为一部著作,而是作为一个季刊,这首先意味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更确切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没有计划要写一部著作,而是原本打算出版一种期刊?!?ibid.)

      然而,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固然有过创立一种季刊以便能够连载《形态》或发表《形态》有关章节的计划,但是这并不否定《形态》是一部作者原本计划中的、有其内在逻辑和完整结构的著作。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其一,尽管流传下来的并非一整捆完整的手稿,而是具有片段性,但是文稿本身标有大标题和中标题,而且有著者的印张编码和页数编码,这些都清晰地呈现了手稿总体的内在逻辑、结构及其关联;其二,马克思本人曾在不同场合明确申明《形态》是一部著作,而非所谓文集。例如,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引述过的马克思于1846年8月1日致卡·威·列斯凯的信中,他在谈到《形态》文稿时数次使用的提法都是“我的著作”,用语明确,不容置疑。因此,无论根据何种理由而否定《形态》是一部著作,显然都是无法成立的。

      先行版在彻底否定《形态》第一卷是一部著作的基础上,按照文集的构思采取了所谓按照写作时间即完稿时间来编辑文本的原则,对《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各部分文稿进行了如下编序:

      I/5-1 马克思:《答布鲁诺·鲍威尔》;

      I/5-3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历史。草稿和笔记》;

      I/5-4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

      I/5-5 马克思、恩格斯:《I.费尔巴哈 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

      I/5-6 马克思、恩格斯:《I.费尔巴哈 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

      I/5-7 马克思、恩格斯:《I.费尔巴哈 导言》(“正如德国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

      I/5-8 马克思、恩格斯:《I.费尔巴哈 残篇1》(“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I/5-9 马克思、恩格斯:《I.费尔巴哈 残篇2》(“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

      I/5-10 马克思、恩格斯:《莱比锡宗教会议》;

      1/5-11 马克思、恩格斯:《II.圣布鲁诺》;

      附录:约瑟夫·魏德迈与卡尔·马克思合作:《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辩护士》。

      (陶伯特编,第3页)

      抽象而论,按照文稿的写作时间来进行文本的编序也不是没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有助于弄清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思想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但是问题在于,构成《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正文文本实际上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构建和编辑过的,在各个文本之间是存在内在逻辑和结构的。撇开文本上既有的原始编码顺序不论,仅就文本的内容而言,“导言”文本的标题(被马克思写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档案编号为A10的手稿上)以及“I.费尔巴哈”文本的标题(被恩格斯抄写在马克思和伯恩斯坦标注的第1页、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档案编号为A11的手稿上)都是文稿中原来就有的,这已经清晰地昭示了《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正文文本的大致的内在逻辑、结构和排序。从逻辑上说,既然是“导言”,当然应该位于全部正文的前面,而不应该被置于全部正文的末尾;既然是文本上标有“I.费尔巴哈”的标题,当然应该属于全部正文的开始部分,而不应该被置于全部正文的中间;而没有被加任何标题的“大束手稿”即所谓《费尔巴哈和历史。草稿和笔记》,作为全部正文的主体,显然应该位于全部正文的开始部分即文本“I.费尔巴哈”之后,而不应该被置于它之前;如此等等。然而,由于先行版的编辑者片面强调所谓按照写作时间即完稿时间来进行排序的原则,其编辑结果当然只能是使既有的逻辑、结构和文本顺序都被颠倒或倒置了。

      正式版的编辑者意识到了先行版片面强调按照写作时间来编辑文稿的偏颇,②对手稿的总体关联性给予了一定的注意,因此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案③——可以将其概括为按照文本内在逻辑与文本写作时间相结合的方案,并相应地改进了先行版对第一卷“费尔巴哈”章正文文本的排序,对其作出了如下编排:

      H1.马克思:前言(“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种种虚假观念?!?

      H2.马克思、恩格斯:《I.费尔巴哈.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

      H3.马克思、恩格斯:《I.费尔巴哈.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

      H4.马克思、恩格斯:《I.费尔巴哈导言“正如德国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

      H5.马克思、恩格斯:论费尔巴哈的大束手稿

      H6.恩格斯、马克思:《费尔巴哈》(摘记)

      H7.马克思、恩格斯:《残篇1,编页3)》(“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H8.马克思、恩格斯:《残篇2,编页5.》(“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

      H9.《莱比锡宗教会议》

      (MEGA2,I/5,S.723)

      将其与先行版对比不难看出,正式版对先行版作出的重要修正,除了将《答布鲁诺·鲍威尔》排除于“费尔巴哈”章的正文文本之外,是把论费尔巴哈的“大束手稿”和《费尔巴哈》这两篇文本由原来第一和第二的位置移置至《I.费尔巴哈导言》(“正如德国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这篇文本之后。

      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将正式版采取的这种编辑方案看作一种新的编辑模式。假若如此,那么在《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编辑史上迄今已经形成和存有三种有代表性的、独立的编辑模式:(1)以文本内在逻辑为原则的模式;(2)以文本写作时间为原则的模式;(3)以文本内在逻辑与文本写作时间相结合为原则的模式。

      现在的问题是,正式版采取的这种依据文本内在逻辑与各文本写作时间相结合的编辑模式是否是最合理的模式?它是否客观地再现了《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文本结构和编序的原貌?

      笔者注意到,正式版所创新的编辑模式如同以往的前两种编辑模式一样,也依然忽视、回避乃至摒弃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手稿上遗存的原始印张数字编码。这一问题迄今未能得到解决,成为《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编辑史上的悬案。而在笔者看来,手稿上遗存的原始印张数字编码是破解文本原始结构和排序的密钥,因此也是复原和重建文本结构的关键。所以,有必要提出《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第四种编辑方案和模式④——按照文稿上标注的印张原始编码来进行文本排序和编辑的方案和模式。⑤

      在手稿遗留下来的既有四种编码中,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亲自编序无疑最为重要。马克思具体标注了“大束手稿”的页码,尽管现在已经缺失了第3-7页以及第36-39页,但是“大束手稿”的整体性及内在结构依然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相比较而言,恩格斯所标注的页码似乎缺乏完整性。迄今为止人们所能辨认和认同的被马克思改写过的恩格斯的标注数码主要是6-11、21、84-92这样三组,即“6”(被分为b、c、d、e)“7”“8”“9”“10”“11”;“21”;“84”“85”“86”“87”“88”“89”“90”“91”“92”。先行版的编辑者虽然在相关的出版说明中也谈到手稿《残篇2》有恩格斯标注的数码“5.”以及手稿《残篇1》第一印张有被认为是恩格斯所写的数码“3)”,但是同时却又坚执认同或断定:数码“3)”“无法确定到底是出自恩格斯的笔?;故浅鲎缘谌摺?,而印张编码“1)”“2)”“4)”等“这些编号出自伯恩斯坦之手”(陶伯特编,第150页),与恩格斯无关。

      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就不难发现,恩格斯的编码实际上有着自身独有的特点,这使它与马克思的编码不仅明显区别开来,而且相互补充。这一特点就是,编页按印张来进行,数字所显示的是印张的排序,而非文稿具体页码的排序。而且,这种印张排序几乎涉及第一卷“费尔巴哈”章正文的所有文本。因此,它在每一印张上只标出一个数字,数字均被写在印张首页的上端中间。而马克思的编码则是按每一印张所含有的具体书写页面来计算,即将每一印张中所包含的带有文字的纸页(通常为4页)逐一都用数字编码和标记出来。而且,其编码范围只限于“大束手稿”。

      在弄清了恩格斯这一编序特点以后,再回头看《导论》《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残篇1》和《残篇2》这四篇原始文稿,就会发现它们在每一印张首页上实际均标有印张数字,按1-5顺序排列,不仅与恩格斯所标记的6-11、21、84-92三组印张数字的编码所具有的特点完全一致,而且与恩格斯所标注的6-11这组印张数码直接相衔接。就墨色而言,印张数字的墨色也与手稿字迹的墨色相一致或相接近。据此,笔者认为可以断定:分别标记在《导论》《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残篇1》和《残篇2》这四篇原始文稿上带有下划线数字的1-5印张的数码,即“1”“2”“3”“4”“5.”同样为恩格斯所标记,是出自他的手笔,而且直接承接他所标记的印张“6.”,即马克思所标记的“大束手稿”的第8页。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了恩格斯对《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正文文本几乎全部印张的编码,从而也得到了他列入《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全部正文文本以及对这些文本所进行的排序,这就是:

      印张数序“1”:《导言》(“正如德国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

      印张数序“2”:《I.费尔巴哈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

      印张数序“3”“4”:《残篇1》(“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印张数序“5.”:《残篇2》(“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

      印张数序“6.-11”“21”“84-92”:“大束手稿”(恩格斯标记为:“I.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分别对应马克思标记的第8-29、30-35、40-72页)。

      应该说,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编定的《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正文的文本构成及其内在结构。

      基于此,应该得出的结论自然是:这一原始的文本构成及其结构也是我们今天编辑和出版《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所应该遵循和再现的、客观和合理的方案。

      从恩格斯所做的上述编序可以看出,在既有的应属于《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正文文本中,只有《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这一文稿未被恩格斯列入和编号。笔者推测,该文稿之所以未被恩格斯列入,主要原因是该文稿的前半部分草稿在修订时已经被改作“导言”而重新誊抄并被恩格斯列入印张编号“1”。他未处理的其实只是该文稿后半部分即在“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标题下所写的五个自然段,这部分文字被伯恩斯坦标记为第43和44页。

      从恩格斯印张编码所排定的《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正文文本及其排序来看后人对原始手稿的编码以及编辑出版的各种版本,应该说,伯恩斯坦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做的编码都是尊重和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构建的文本结构和排序的。只是,他们对《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这一篇特殊文稿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即伯恩斯坦是将其排列到手稿《残篇1》之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是将其排列在手稿《I.费尔巴哈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之后(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比伯恩斯坦的处理要合理一些),而其他各种版本的编辑则由于未能识别恩格斯的印张编码,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亲自构建的文本结构和排序。其中,巴加图利亚版或许是一个例外,其文本排序在客观上与恩格斯的印张编码顺序相一致,但是这并不是由于编辑者识别和自觉遵循了恩格斯的印张编码,而是直接简单地沿袭和照搬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编码所致。而且,该版本主观地将“费尔巴哈”章全部文稿分为四个部分26个小节,并按照编辑者自己的理解添加了26个标题(其中只有2个标题是手稿中原有的,其余24个均为编辑者命名和添加的)。

      如果将正式版的文本排序与恩格斯对《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正文文本印张的编码所体现的排序相对照,就会发现,除了应该把《费尔巴哈》这篇文本排除在正文文本之外,正式版把《I.费尔巴哈导言》(“正如德国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置于第三而不是第一的位置,以及把《残篇1》(“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残篇2》(“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置于“大束手稿”之后而不是之前,均有悖于恩格斯对《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正文文本印张的编码所体现的排序。

     ?、僬饫镄枰赋龅氖?,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写作时间通常被定为1845年春,被视为撰写《形态》的重要准备。陶伯特在先行版中根据《提纲》草稿前面写有涉及鲍威尔的几行文字而将其推至1845年7月。而正式版的编辑者没有采用陶伯特的观点,仍旧把《提纲》的写作时间判定为1845年春。(cf.MEGA2,I/5,S.738)笔者以为,《提纲》的写作时间很可能是在1844年底,即在马克思刚刚通读完《唯一者》以后,因为施蒂纳的这一著作实际上也涉及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章中的论点的批判。它势必迫使马克思去结合施蒂纳的著作重读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未来哲学原理》以及他自己的《论犹太人问题》等。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提纲》这份札记就是十分自然的。

     ?、诒嗉呷衔?,“纯粹按时间顺序编排手稿会遇到下述问题:作为统一流传下来的文稿不得不分成多个部分;时间顺序排列也总是难以被精确地确定……此外,按时间顺序编排也可能会同作者的意图相矛盾,这种意图通过章的编码或贯穿……大束手稿整个文本的编码而得到体现”。(cf.MEGA2,I/5,S.795注264)尽管如此,编辑者还是在正式版的基础上专门编辑和出版了一个按文本写作时间顺序来编排的《形态》“费尔巴哈”章的单行本。(cf.Hubmann und Pagel Hrsg.)

     ?、郾嗉咛钩?,该卷的文本编排是权衡有关编排的各种可能性及其利弊的一种结果。(cf.MEGA2,I/5,S.795)

     ?、芤晕谋镜哪谠诼呒蛑亟ā胺讯凸闭?,是在找不到确凿的客观依据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选择,被以往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这不仅在阿多拉茨基版和广松涉版中得到较充分的体现,而且在梁赞诺夫版和巴加图利亚版中也有所体现。笔者也曾以该原则为主要依据提出过一种重建《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方案。(参见侯才)

     ?、萘涸夼捣蛟诎凑章砜怂?、恩格斯的手稿编码来进行“费尔巴哈”章的编辑方面作出了最初的尝试。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编码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并尽可能去利用这一手稿编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尔后的“费尔巴哈”章编辑的基础。但是由于他未能完全弄清恩格斯的印张编码,也导致了文本排序上的个别失误,即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文本错误地置于全章最后。(参见梁赞诺夫主编,第18-21、99-103页)

     

      原文参考文献

      [1]巴加图利亚主编,2011年:《巴加图利亚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张俊翔编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

      [2]广松涉编著,2005年:《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翻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

      [3]侯才,2003年:《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文稿结构的重建》,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2期.

      [4]梁赞诺夫主编,2008年:《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夏凡编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1972年、1979年、2004年,人民出版社.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7]陶伯特编,2014年:《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毛亚斌、鲁婷婷等编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

      [8]郑文吉,2010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赵莉等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

      [9]Andreas,B.,1983,"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as Ende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Bibliographie",in 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 28.

      [10]Hess,M.,1959,Briefwechsel,Hrsg von E.Silberner,Mouton & Co..

      [11]Hubmann,G,2018,"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hen Materialismus aus dem Geiste der Philosophiekritik,Zur Edition der Deutschen Ideologie",in der MEGA.载中国人民大学编辑,2018年:《马克思与现时代——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国际高端论坛》论文集。(未公开出版)

      [12]Hubmann,G.und Pagel,U.Hrsg,2018,Karl Marx,Friednch Engels,Deutsche Ideologie Zur Kritik der Philosophie,-Manuskripte in chronologischer Anordnung,Walter de Gruyter GmbH.

      [13]Marx,J.,1964,Kurze Umrisse eines bewegten Lebens in Mohr und General,Dietz Verlag.

      [14]Marx & Engels,1975,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Gesamtausgabe,Abt.3,Bd.1,Dietz Verlag.

      [15]Marx-Engels-Jahrbuch 3,1980,Dietz Verlag.

      [16]Mayer,G.,1920,Friedrich Engels in seiner Fruehzeit.1820-1851,Springer-Verlag.

      [17]Pagel,U.,Hubmann G.und Weckwerth C.bearbeiten,2017,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Gesamtausgabe,Abt 1,Bd.5,Hrsg.von der Internationalen Marx-Engels-Stiftung,Walter de Gruyter GmbH.

      [18]Stirner,M.,1972,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Philipp Reclam jun..

    作者简介

    姓名:侯才 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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